官渡之戰(zhàn)是三國時期著名的“三大戰(zhàn)役”之一，是一系列戰(zhàn)斗組成的大決戰(zhàn)。戰(zhàn)斗的地點有多處，但最終的決戰(zhàn)在官渡，因而史稱“官渡之戰(zhàn)”。

但這個官渡究竟是在鄭州還是新鄉(xiāng)，一直存在爭議。大多數(shù)史料認為是在鄭州的中牟縣境內(nèi)，而且中牟縣的官渡鎮(zhèn)有古戰(zhàn)場的旅游開發(fā)，很像那么一回事，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官渡是在新鄉(xiāng)陽武縣。

通過對鄭州中牟古城的變遷、黃河故道的遷移以及史料對于官渡之戰(zhàn)的記載等三方面進行分析，豹眼認為，官渡之戰(zhàn)發(fā)生在新鄉(xiāng)陽武縣的概率更大，不太可能在中牟。

01

史料記載的官渡之戰(zhàn)

要確定官渡的具體位置，離不開對官渡之戰(zhàn)過程的解讀。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紹挾戰(zhàn)勝幽州公孫瓚之余威，挑選精兵十萬，戰(zhàn)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都，官渡之戰(zhàn)的序幕由此拉開。

隨后，曹操做出對抗袁紹的戰(zhàn)略部署：

派臧霸自瑯琊入青州，占領齊（今山東臨淄）、北海（今山東昌樂）、東安（今山東沂水），以牽制袁紹，鞏固右翼。

曹操率軍進占冀州黎陽（今河南滑縣東，黃河北岸），命于禁率領步騎二千屯守黃河南岸的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協(xié)助駐守白馬（今河南滑縣東，黃河南岸）的東郡太守劉延，以阻滯袁紹大軍渡河和長驅(qū)南下。

同時，曹操把主力駐扎在官渡一帶構筑營壘，以阻擋袁紹正面進攻。

袁紹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黃河多處可渡，曹操不可能全面防御。由于曹操防御策略與本題無關，就不多啰嗦啦，但黃河這些渡口卻需要說清楚。

每一處重要渡口，起碼是重要的集鎮(zhèn)，甚至是城池。官方在這里設置管理機構，負責收繳賦稅、管理治安，甚至是派兵駐守。許多地方習慣上稱其為官渡，其意是官府治理的渡口，以官渡命名的地方也很多。但由于歷史的變遷，以前很繁華的渡口，后世可能僅僅存在一些遺跡，甚至蹤跡全無。這也是后世無法考證真實歷史的原因所在，官渡也就是這個情況。

建安五年（200年），衣帶詔事件泄露，曹操誅殺了車騎將軍、始作俑者董承等人，劉備懼怕逃亡徐州，反叛朝廷。曹操為了解除腹背受敵的困境，率領五千精騎東擊劉備。劉備敗逃袁紹，關羽被俘投降，劉備家眷被俘獲。

200年四月，袁紹命陳琳書寫討伐曹操的檄文并發(fā)布后，隨之派遣大將顏良、郭圖、淳于瓊從黎陽渡過黃河，進攻東郡太守劉延把守的白馬。曹操率領輕騎兵突襲袁軍，關羽斬殺顏良，解了白馬之圍，然后曹操將百姓遷徙，沿黃河向西撤離。

袁紹派文丑與劉備率軍追趕到延津南，在南阪（白馬南）追上曹操。曹操不足六百騎，以計斬殺文丑，劉備敗走，曹操順利回到官渡。

這些戰(zhàn)斗都是在黃河以南發(fā)生，是官渡之戰(zhàn)決戰(zhàn)的前期戰(zhàn)斗。

這個過程，在《三國志·武帝紀》是有具體記載的。

袁紹初戰(zhàn)失利，但兵力仍占優(yōu)勢。七月，袁軍抵達陽武；八月，袁軍主力接近官渡。

曹操與袁紹在此展開拉鋸戰(zhàn)，互有攻防，相持不下。

這里有一點是明確的，戰(zhàn)役的地點在官渡，一定是在黃河之南。

從今天的地理地圖來看，陽武是在黃河以北，而在黃河之南的是中牟縣。以此來看，毫無疑問是在中牟發(fā)生的。

但從戰(zhàn)役過程來看，就存在疑問了。這就是官渡之戰(zhàn)，是在陽武發(fā)生還是在中牟發(fā)生的爭議由來。

十月，袁紹派遣淳于瓊運糧，夜宿袁軍大營以北約20公里的故市（河南延津縣內(nèi)）、烏巢（今河南延津東南）。

曹操火燒烏巢就不必多說了，這里明確了袁軍大營是在離故市、烏巢約20公里的位置。

20公里的距離就證明了官渡只能是在陽武縣內(nèi)，而絕不可能在今天的中牟縣。

因為袁紹的糧草應在大營的后方，也就是在官渡的北、東北方向，不可能跑到官渡南或者東南方向。烏巢、故市在延津境內(nèi)，離延津20公里到不了中牟，只能是在陽武。

但問題是官渡之戰(zhàn)發(fā)生在黃河以南，而陽武卻在黃河以北。

在豹眼看來，這是因為黃河故道遷徙導致的原因，而且歷史上的中牟也不是今天看到的中牟的位置。

02

中牟古城的變遷

據(jù)《漢書·地理志》關于河南郡中牟縣的記載：

"趙獻侯自耿徙此。"

該史書認為：河南中牟就是趙國都城中牟。

《晉書·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記》和《輿地廣記》等都沿用了這一說法。唐代司馬貞《史記·索引》云：

"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

他認為趙國的中牟是在黃河以北，而不是黃河以南鄭州的中牟。

古中牟縣雖然隸屬河南郡，卻在黃河以北。

中牟，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趙國首都。歷經(jīng)桓子、獻侯、烈侯、武公、敬侯等國君，趙國于公元前423年將都城自山西晉陽遷至河南中牟(今河南鶴壁山城區(qū)一帶)，后于公元前386年遷至河北邯鄲。

中牟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趙國的國都，是由原都城晉陽遷至，后又將都城遷到了邯鄲。當時的中牟城在今天河南鶴壁山城區(qū)一帶。

有史料記載，中牟約始建于春秋初期，是齊桓公所建，后為晉國所占據(jù)。

《晏子春秋·內(nèi)篇雜上第五》記載：

"晏子適晉，至中牟。"

是說齊國國相晏嬰出使晉國，到了都城中牟。

近年來的考古工作，在鶴壁發(fā)現(xiàn)了一些中牟遺跡。

通過這些史料及考古，說明了一點：中牟縣是在黃河以北，而不是今天看到的中牟在黃河以南。而且鶴壁是在延津、滑縣北面，不可能跑到今天中牟的位置去。

有資料也介紹了中牟在歷史上有古城、新城和今城之說。也就是說，今天的中牟并非是歷史上中牟古城和中牟新城。

以此推斷，中牟官渡是歷史上中牟古城或新城的官渡，并非是今城的官渡。

這樣看來，歷史上記載的官渡之戰(zhàn)，發(fā)生在中牟官渡并沒有錯，只不過是古中牟，而不是今天的鄭州中牟。

但問題是古中牟也在黃河之北，而官渡之戰(zhàn)卻發(fā)生在黃河之南。但黃河南面的官渡隸屬于黃河以北的中牟，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就如中牟在河北卻隸屬于河南郡一樣。

但還有一種情況更為可能，那就是黃河故道的遷徙。本來官渡是在黃河以南，但由于黃河的遷徙，現(xiàn)在就變成了在黃河以北。

那就再看一下三國時期的黃河，曾經(jīng)是在今天黃河位置的北面還是南面。

03

黃河故道的遷徙

按《水經(jīng)注·河水》記載：

大致經(jīng)今河南滑縣、濮陽、清豐、南樂，河北大名、館陶，山東冠縣、高唐、平原、德州等縣市，德州以下復入河北，經(jīng)吳橋、東光、南皮、滄縣而東入渤海。

這就是說，黃河從河南滑縣向東入海。滑縣就是冀州黎陽，是顏良等人渡過黃河的地方。也就是說，今天的黃河遠遠南移了，三國時的黃河在今天黃河的北面。

黃河在歷史上多次改道，西漢文帝到東漢初年就相繼發(fā)生了四次大的改道，其中三次發(fā)生在濮陽境內(nèi)。但通過一些資料來看，黃河改道一般是在濮陽以下地區(qū)，曾經(jīng)幾度改道經(jīng)過淮河入海，這是大開腦洞的事，但在濮陽上游改道較少。

史料記載，洪水在今天的魯西、豫東地區(qū)泛濫了近六十年，東漢明帝才在永平十二年（69年）命王景修渠筑堤，從滎陽到千乘（今山東高青縣東北）海口千余里，形成了東漢大河，這在《水經(jīng)注》、《元和郡縣志》都有記載。

從黃河遷徙及治理的歷史資料來看，很少見到關于鄭州地區(qū)的記載，也就是說，很可能黃河并沒有到此一游，隸屬于鄭州的中牟也就不在黃河沿岸。

還有個習慣的說法，黃河以北稱之為內(nèi)，黃河以南稱之為外。河內(nèi)郡就是黃河以北的地區(qū)，河南郡一般就是黃河以南的地區(qū)。

河內(nèi)郡，為古代郡名，是漢代設立的郡置，治懷縣(今河南省武陟縣)，范圍為今河南焦作、濟源全境和新鄉(xiāng)、安陽西部部分地域。

綜合史料，豹眼以為，三國時期的黃河，大致流經(jīng)的路線是：從武陟以南、滎陽以北流出，經(jīng)過陽武、延津、滑縣、濮陽，最終經(jīng)過山東濱縣入海。

由此豹眼認為，官渡一定是在黃河以南，屬于陽武的地面上，也屬于古中牟縣的地盤上，但不是今天中牟縣的地面。

特別是故市、烏巢在延津地面，袁紹大營離此僅有20公里，官渡不可能跑到今天中牟縣的地方去。今天的延津與中牟之間隔著原陽縣，這個原陽就是陽武。

秦置陽武縣，在今河南原陽東南，唐移今原陽。

今天的中牟離延津大約60公里，中間隔著陽武。延津之南20公里，恰恰就在陽武的界面上。

因此，官渡之戰(zhàn)應該是在陽武發(fā)生的，也就是在新鄉(xiāng)，而不是今天的中牟，也就不是鄭州。

今天，黃河已經(jīng)大幅度南移，中牟還不在黃河岸邊，三國時期的黃河遠在今天之北，今中牟的官渡，離得更遠，也就不太可能成為當時的官渡。如果是荒無人煙的地方，雙方也不太可能在此進行決戰(zhàn)。這畢竟不是打野戰(zhàn)，找個沒人的地方好下手。官渡一定是一個緊鄰黃河、非常重要的軍事要地，而且具備基礎防御設施。

但由于黃河古道的遷徙，原來的官渡很可能被淹沒，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繁華和蹤跡。

因此，三國官渡，不太可能跑到遠離黃河的今天官渡的位置，而是在古中牟也就是今原陽的地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