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外媒報道，全球已有超過2億人感染COV-19，超400萬人死亡，盡管公共衛(wèi)生官員、名人和有影響力的人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說服大家戴上口罩并盡快接種疫苗，但結果是好壞參半。現(xiàn)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兩名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方法，他們發(fā)現(xiàn)這種方法成功地激勵了人們預約接種疫苗，并持續(xù)遵循保持社交距離和佩戴口罩等措施。

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 Joel Cooper說：“我們認為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些獨特的東西，在COV背景下還沒有被嘗試過。我一直在想，有一群人，公共服務公告永遠無法觸及，因為他們已經同意。他們可能不是蕞熱心的，但他們已經同意，疫苗是好的，人們應該接種疫苗。但他們是那些尋找借口的人。‘哦，這太難了’。‘我現(xiàn)在做不到’。這些人是其他方法無法觸及的，但我們的方法卻可以觸及。”

Joel Cooper和他的研究生Logan Pearce沒有把目標放在那些堅持他們永遠不會接種疫苗的的少數(shù)人身上，而是把重點放在那些行動與他們聲明的信仰不一致的人身上。他們總共研究了101名參與者。

“說服剩下的懷疑者是極其重要的，但數(shù)據(jù)突出了一個更令人困惑和震驚的故事，”Cooper說。“在蕞近的一項研究中，80%至90%的成年人同意戴口罩是防止COV-19傳播的有效方法，但只有5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與其他人密切接觸時‘總是’甚至‘大部分時間’戴口罩。關鍵是要讓人們按照CDC的指導方針行事，而不是僅僅相信它們是正確的事情。”

“我很想說服那些反疫苗的人，但說實話，我不知道此時有什么能說服他們，”心理學研究生、該研究第壹Pearce說。“我想，‘說服那些已經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但他們仍然沒有這樣做的人比較容易’。”他們在《基礎與應用社會心理學》雜志上發(fā)表了相關論文。

以前的研究發(fā)現(xiàn)，誘導認知失調--要求人們在頭腦中同時持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東西--可以成為鼓勵行為轉變的有效工具。Pearce和Cooper在他們的研究參與者中制造了認知失調，首先鼓勵他們倡導一種公共衛(wèi)生立場--例如“戴口罩很重要”或 “接種疫苗將幫助我們結束這種大流行病”-然后要求他們回憶他們沒有按照這種態(tài)度行事的場合。人類對認知失調感到不舒服，而緩解這種不舒服的蕞簡單方法是改變行為，使之與態(tài)度一致。

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僅靠正念這一項就可以改變行為，但Cooper在自己的工作中還沒有發(fā)現(xiàn)這方面的證據(jù)。他說，宣傳部分，即極力為信念或行為爭辯，是至關重要的。他說，如果沒有這一點，正念工作可能會以一種適得其反的方式使天平傾斜。

"人們根據(jù)自己的行為形成對自己的看法，"他說。"如果你告訴人們，'嗯，記得你什么時候沒有做這個'，無論是去健身房還是戴口罩，他們說，'是的，我想我是那種不做這個的人，這不應該令人驚訝。我想我不鍛煉，不戴口罩，我確實去商店沒有帶口罩。我并不是真的想這樣做，但這一定是我的為人’。所以對我來說，只是提醒自己，如果你愿意的話，'壞行為'，或與你的態(tài)度相反的行為，對我來說，這并不奇怪。"

他們的研究分兩波進行，每隔一周收集一次數(shù)據(jù)。在第壹次會議上，認知失調測試組的參與者首先提倡堅持遵守安全協(xié)議，然后被要求回憶他們在有機會的情況下做出不安全的行為或避免接種疫苗的時間。其他志愿者被分配到三個對照組中的一個：僅倡導、僅正念、或兩者都不。所有三組的參與者都觀看了一段鼓勵戴口罩和其他反COV-19措施的簡短視頻。

一周后，研究人員評估了參與者的報告行為。認知失調組的成員在這一周內比對照組的參與者更有可能遵守準則并尋找疫苗接種預約。

Pearce通過在線工具Prolific找到了這101名參與者，同時在她位于亞特蘭大附近的家中進行遠程工作。參與者的年齡從18歲到67歲不等，來自18個China，包括美國、英國、波蘭和葡萄牙。

這項研究的大部分內容是在疫苗廣泛使用之前進行的，因此Pearce和Cooper在很大程度上專注于口罩的佩戴和保持社交距離。當他們啟動這項研究時，他們決定增加幾個問題，即參與者是否已經或打算預約接種疫苗。

Pearce和Cooper正在尋找方法，通過在更大范圍內誘發(fā)不和諧，廣泛實施他們的研究結果。Pearce說：“我希望這個項目能夠超越學術界，真正有所作為。”

她建議舉辦比賽，讓人們通過視頻、論文、詩歌或繪畫等方式，寫下或記錄令人信服的論據(jù)，來進行疫苗接種。

她的比賽與眾不同之處在于第二步：包括心態(tài)。規(guī)則將要求參賽者包括回憶他們實際上沒有遵循COV-19準則的時候，例如在有疫苗的時候選擇放棄接種。承認這一點，既可以使參賽者更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行為，也可以鼓勵其他人做出更好的選擇。

對于那些不想舉辦比賽的社區(qū)領導人，Pearce和Cooper還有其他想法。例如，一個教會團體可以建議其成員通過練習作為一種公共服務行為。

但無論采取什么方法，兩者的結合是關鍵，Pearce說：“我可以在我的生活中使用認知失調來改變我自己的行為，我也想幫助其他人這樣做。”